资料图：中国安保人员与伊方同行合影。雇主问若子弹打光怎么办，外国保镖表示会投降，中方保安毫不犹豫的称“那就让他们踏着我的尸体登船”。中国安保人员多是退役士兵，甚至有国家精锐特种部队的成员、少校军官和五级士官，也正是由于成员多是退役士兵，在执行任务和管理上相比国外有优势。
引言
对于中资企业遭遇的海外安全风险，中国人已经深有所感――商船被劫持，营地被袭击，员工遭绑架。对于任何一个走向全球化的国家而言，其企业和公民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一切，中国公司和中国人正在或将会经历、应对。
中资企业如何面对海外安全风险？报警、找中国驻外使领馆求助、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出面解决……这一连串举措，大多从安全事件发生那一刻才开始。
也有企业着眼长远，比如通过捐赠或社会服务，与住在国当地民众建立和谐关系。
“中资企业比较多的是通过政府捐建学校、医院。而如果在营地周边与宗教领袖、部落酋长建立互动互信，帮助建设宗教设施，或者在宗教组织的协调下，修医院、学校，恐怕效果更好。”华信中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殷卫宏说。
事实上，很难强求一家在海外发展的建筑企业自己建立专业的安保体系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、公共外交小组召集人韩方明的说法比较直率：缺乏专业人才。
一个例子是如何进行安全评估：到底是企业负责人去非洲走一圈，和在那里打拼的同胞聊聊天，还是通过标准的评级制度，确定自己在某一地区的投资风险和安保代价？
另一些中国企业在境外也遭遇了内外勾结的袭击――当地安保公司的雇员有时充任犯罪集团的线人，暗中通报中资企业提款的时间和流程。
但是，尽管风险环伺，面对服务更好而价格更贵的西方背景安保企业，大多数在海外耕耘的中资企业、特别是中小企业，宁可选择继续“裸奔”。
这当然也是一个应该进行自由竞争的市场，但在某些时候、某些地点，中资企业确实需要自己信任的安保人员。
“国企国护”在有些时候也是一个国家安全命题。比如航行在印度洋上的中国超级油轮、在非洲建设经援项目的大型国企，乃至为当地政府提供特殊产品的企业，其安全问题无不牵涉重大。
中国企业筚路蓝缕，开荒深耕，在“走出去”二三十年之后，为他们提供多维服务的企业如何“走出去”，已经成为关系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事务的重要因素。
这也许是一种比向非洲出售高铁、支线客机更为复杂的“走出去”。比如武装安保行业，用韩方明的话说，具有天生障碍：中国人在国内极其缺乏使用武器训练的机会，还有签证的限制，都在妨碍这个行业走出国门。
一些人已经在尝试――或是把自己的员工布局到印度洋沿岸，建立基地，或是通过收购来吸收有经验的外国从业者。
配合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拓展步伐，现在已到了用更复杂的思维来考虑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的时候。安保，不过是其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之一。
专业化的安保咨询和体系提供，必须成为中国海外企业的一项购买服务
因为殷卫宏的企业，2013年，在东非海岸、阿拉伯海至斯里兰卡之间航行的中国商船，减少了超过1400万美元开支。
这个数字，差不多是中国海运企业在这个海域安保费用的一半。
这位华信中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华信中安”)董事长，曾经的陆军第38集团军普通一兵，如今麾下有8000多名员工。
其中210人进入其海外安保业务――他们大多是退役军人，来自番号隐秘的陆军战区级特战部队、武警“雪豹”特种部队、海军陆战队以及其他中国军队的精锐部分。
殷卫宏习惯于在部队时那样，称他们为“战士们”。只不过，这些年轻人如今是这家民营企业的雇员，为海外的中国企业提供武装护卫。
从2011年进入这一领域以来，殷卫宏的业务快速成长，他的成功之道在于这个市场的特殊性。
离开平稳的国内环境，中国企业在非洲、南美等地开荒深耕，他们渐渐发现，从使领馆和当地政府哪里，很难获得与国内量级相当的公共安全服务。
这个由种种因素造成的市场空白，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的话说，需要由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安全服务来填补：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，比如允许中国安保公司走出国门，承担更多安全防范任务，为高风险地区的驻外机构和企业提供武装安全保障。
这位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公共外交小组召集人还认为，应该鼓励中国非政府机构、民间智库走出国门参与安全防范、预警、评估和培训。
而对于这种服务于中资企业“走出去”的特殊“走出去”， 韩方明说，“还需要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给予足够的重视，使该行业规范化，并从根本上给予支持。”
老船长的愤怒
在北京西南四环外“华信中安”总部四楼的海外事业部调度中心，大屏幕上的抽象图标，代表几十艘正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商船。
它们中既有散货轮、集装箱船，也有满载原油的超级油轮，绝大多数都属于中国企业。
在2011年进入海外安保领域之前，“华信中安”已经在全国各地雇有4800多名员工。除了国防科工委、四大行总部这类国内重点保卫单位，殷卫宏还有很多世界500强客户。
按照他的说法，这家由他和“16个小武警”开始的企业，还会继续走规模化扩展的道路。
但2010年，他偶然遇到一位老船长。船长说，某次问自己船上雇佣的外国安保人员总共携带了多少子弹，对方回答100多发。
船长问，如果打完了怎么办。对方回答，那就投降。
船长对殷卫宏说，自己的船下是拿着武器准备抢劫的海盗，船上是收了高额安保费用、拿着武器却可能轻易投降的外国保安。
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二三十年间，“走出去”的中国企业屡屡遭遇不同类别的安全威胁，但最终像一根锥子刺破口袋的，还是印度洋上的海盗危机。
2009年，索马里海盗成了美国《时代》周刊的年度人物，也发生了中国籍轮船在也门被劫持的事件。
当时由交通运输部、海军、总参谋部等相关单位拟定的应对体系中，曾经设计了一个可能被称为“交通运输部海上护卫中心”的机构，希望在军、警、内卫之外，建立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敏感刺激的第四种力量，为中国船只提供安全服务。
保安公司看起来是最适宜承担这个责任的机构。然而，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，“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设立保安服务公司，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保安服务公司的经营活动。”
种种因素之下，国家层面最主要的举措，是派出海军护航舰队。
而对于大多数船只、包括中国船运企业来说，聘请武装护卫人员是更为实用的选择。
在这次国际安保行业发展的契机中，英国安保企业占尽先机。“从2010年到2011年，两家大的英国公司迅速占领了印度洋武装护卫商船的合同。”殷卫宏说。
一般情况下，印度洋的武装护卫自斯里兰卡附近海域开始，用大约十天时间抵达曼德海峡或吉布提附近的终点。
一个持有武器的护卫小组通常有4个人，共需支付六七万美元。后来需要安保服务的船只太多，外国公司经常减量为两人一组，但报酬不变。
